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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曾被供奉在殿堂之上的运动项目，如今如此广泛地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与生活质量。在民间，羽毛球正热过乒乓球，向场馆挺进，向更广大人群蔓延，成为当下中国人的一个恰当注脚。
几乎是体育馆一开门，48岁的毕鲁江就坐到了看台上。而他离开的时间，则是最后一场比赛结束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场馆工作人员和他开起了玩笑：“要不要也给你准备一份盒饭？”
每逢广州有羽毛球大赛，自由职业者毕鲁江都是在如此“发烧”中度过，往年的中国公开赛如此，5月17日结束的苏迪曼杯也是如此。
在这座以羽毛球为市球的城市，类似毕鲁江这样的狂热球迷不在少数，每逢大赛，组织者都无须为门票销售发愁。而在遍布城乡的羽毛球场地上，这种热情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诠释。据统计，广州市的羽毛球人口有280万，4月中旬落幕的“市长杯”大赛，报名者超过了12000人。广州的城市意象，也许该由五对羊角换成16片洁白的羽毛了。
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中国超级大都市，羽毛球的热度都急追广州，而在浙江温州这样的富裕地区，羽毛球也有极高的普及率。中国人对羽毛球的熟悉程度并不逊于乒乓球，它在民间、尤其中老年人群中热了至少30年。如今的趋向是，这热度正向场馆挺进，向更广大人群蔓延，它也成为了当下中国人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一个恰当注脚。
现代羽毛球运动诞生在英国。1873年，在英国格拉斯哥郡的伯明顿镇有一位叫鲍弗特的公爵，在庄园里进行了一次“蒲那游戏”的表演。因这项活动极富趣味性，很快就风行开来。此后，这种室内游戏迅速传遍英国，“伯明顿”（Badminton）即成为英文羽毛球的名字。
史料记载，清光绪十七（1891）年，广州沙面地区开辟了羽毛球场地，但它基本都是在华外国人的游戏。大约20年后，羽毛球陆续传入上海、天津等重要口岸。
除了欧洲人的带入，中国羽毛球发展的另一脉络来自东南沿海的华侨。因东南亚盛行羽毛球，当地华侨也极其热爱这项运动，福建、广东的侨乡逐渐有了一些羽毛球运动的星星之火。
同为发端于英国的、隔网较量的小球项目，乒乓球和羽毛球在中国的兴盛路径有颇多相似之处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容国团、姜永宁、傅其芳等从香港回到中国内地，并成为中国乒乓球辉煌事业的奠基者；同期，印尼华侨陈福寿、王文教、黄世明等人带回先进的技战术，也成为中国羽毛球基业的开拓者。
陈福寿祖籍福建，1932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（以下简称印尼）梭罗河畔，在华侨公学读书期间，他与同学王文教渐渐显露出羽毛球方面的天赋。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二人已成印尼的名将，陈福寿的绰号“小辣椒”也随之叫响。他们单双打，在中国国家队也是如此。如今，退休多年的他们住在北京体育馆西路的同一个小区里，当真是终生的挚友。那时候，即使奉羽毛球为国球的印尼，也没有很专业的训练体系，陈福寿一直打野球，不曾有过教练传授。这并未妨碍他渐渐成名，直至一度入选印尼国家队。
1953年，由于签证手续繁琐，印尼华侨体育代表团错过了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，但他们还是进行了巡回访问，团员陈福寿、王文教等人得以在北京、上海等地与当时中国顶配水平的羽毛球选手切磋。可惜，双方实力过于悬殊，中国选手每盘最多得到两三分（15分制），很多时候都是可怜的0分。在陈福寿的对手里，有一些也是归国华侨，只是实力有限。而整个中国本土的羽毛球水平，更是可想而知。打到后来，陈福寿说自己不好意思零封对手，总会让两下。再后来，在别的地方的活动不再安排对抗，改为华侨选手的表演赛。一个有趣的细节是，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为这支华侨球队题词的内容分别是“增产节约”和“劳动万岁”。
中国羽毛球的羸弱，让陈福寿、王文教、黄世明这些人心里不是滋味。陈福寿的祖父一代就远渡南洋，不过与其他多数华侨一样，陈福寿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。也正是这次访问，促成了一年以后陈福寿、王文教等华侨球星的回归。
羽毛球在东南亚地区极其普及，而高水平球员中华侨占据相当比例。不过，比起当地人，华侨获取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的道路要更艰难。发现中国有自己的施展空间，陈福寿、王文教等华侨做出此生的最重大决定——告别亲人，到中国去。
陈福寿在印尼的名字是Tan Hok Sioe，五十年代初这已是该国羽坛一个响亮的名字，为了能顺利入籍中国，他办手续时更名为Chen Fushou，总算“蒙混过关”。
那时的中国，经济上一穷二白，这都需要几位印尼名将慢慢适应。国家队组建起来了，而整个北京没有一个像样的羽毛球训练馆，陈福寿等国家队球员只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训练，那里也仅有一块场地。
更不幸的是，“为国争光”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梦。陈福寿在印尼国家队期间，该国尚未成为国际羽联成员，他也自然无缘正规国际大赛。原本以为到了中国会在国际舞台一展身手，谁知却受制于政治原因——在台湾占据一个席位的情况下，中国方面拒绝加入国际羽联。
陈福寿、王文教已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顶尖高手，在友谊比赛中屡有战胜世界名将的纪录，却始终无缘正式国际比赛。到了他们下一代的归侨汤仙虎等人，更是有点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气势，史上被誉为“无冕之王”。
在“文革”中，乒乓球界的归侨命运悲惨，容国团等人更是不堪屈辱而自杀。羽毛球界的归侨们大多成为怀疑和批斗对象，好在基本都顽强地活了下来。陈福寿夫妻在福建的一个山乡劳动改造了两年多，1972年，国家重新成立羽毛球队，征召他做教练，按规定他的农村户口不能直接进京落户，此事最终由周恩来批示得以解决。
“文革”后期，中国加入国际羽联，陈福寿的女弟子们（他是国家女队的主教练）也一次次帮他圆梦，夺取世界冠军的奖杯。在民间，凝滞的空气松动，简易的羽毛球也渐渐风行。
每天早晨5点多，郭晓宏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看看窗外的树叶，假如它们摆动得不剧烈，又没被雨水敲打着，他就马上骑车赶往附近的西单商场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西单商场外有一块空地，还画了羽毛球场地线，还在读高中的郭晓宏就和球友们跑到那里打球。几个人拉起简易的球网和支架，用两辆自行车固定住，拿出当时常见的木头球拍，开打。郭晓宏鬼使神差地爱上了羽毛球，毫无基础可言，偶尔有西单商场的售货员来和几个毛头小子过招，郭晓宏被打得“连球都摸不着”。
进入大学以后，郭晓宏更疯狂地迷恋羽毛球，悟性和球技也飞速提升。在获得北京高校男单冠军的荣誉后，他居然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北京自动化研究所接收。
自动化所的羽毛球氛围不错，还有自己的代表队，但打球只能借用小礼堂。礼堂里摆满了椅子，每次打球前，郭晓宏他们先搬半个小时椅子，打完了再花半小时恢复原貌，却依旧乐此不疲。
后来，郭晓宏做起与羽毛球有关的生意，但仍是狂热的参与者。他一周至少要打五次球，还曾自费前往韩国、大马、香港等地比赛，内地的各类比赛，他更是当之无愧的参赛次数第一人，“冠军就拿了一两百个”。
郭晓宏对羽毛球的着迷程度确实非同一般，哪怕水平很低的业余选手打球，他也会在旁边看上个把小时。
毕鲁江的球龄也很长，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年代初，因为当时还在体育系统工作，他有机会跟专业队蹭场地。再后来，他和球友渐渐聚合成一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球队，以会费的形式花钱租场子打球。他们在广州业余羽毛球圈名气不小，各类比赛从未跌出过三甲之外，再后来，球队竟还获得了冠名赞助，叫“一夫俱乐部”。毕鲁江一直是球队召集人，现在的会费是每人每月250元，队里也有专业队下来的高手，每人象征性地交了100元。
4月12日晚回家，打开电视，广州竞赛频道正在播“市长杯”比赛录像，毕鲁江看到了自己与儿子在“亲子组”配对双打，最终看到夺冠的画面，很有点做明星的感觉——在广州，一些高级别的业余赛、业余专业对抗赛，都有机会享有电视录播甚至直播的待遇。
“一夫”每周打两场球，每次两小时，毕鲁还担任着另一家球会的会长。会员基本都是中年夫妻，其组成颇有意思——毕鲁江夫妇10年前送儿子参加一个青少年羽毛球班，众多家长在一边看得久了，技痒难耐，就组织起了家长间的比赛，逐渐固定为每周两次的固定活动。
对于每周四次的羽毛球时间，毕鲁江看得很重要，“这四段时间尽量不安排其他事情。”放在几年前，这个发烧友对广州的球馆了如指掌，现在球馆慢慢的变多，他只知道四年前的一个统计：160多家。
在星罗棋布的球馆里，有一家名叫“多宝”的场子位置幽深。它由一个铁路货运站改造而成，在这里偶尔能够正常的看到一些特殊的爱好者，他们不是隔着球网享受比赛的乐趣，而是在专业教练冯尚伟（曾入选国字号球队）的指导下，进行着步法、力量、协调性等枯燥、艰辛而专业的训练。在这种业余级的“专业”球员中，35岁的职业策划人李成坚是资历较老、水平较高的一个，他已经从事过三四年的系统训练，并觉得自身的球技和意识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。系统训练累积到某些特定的程度，有那么一瞬间，“DING一声就开窍了”，他如此描述在羽毛球上的顿悟。
最初请教练进行专业化训练，目的很简单，就为了提高水平，打赢某某对手。到了后来，李成坚觉得能很专业地从事一项训练，是很酷的事情，并让他获得更多的自我认知——且看我还有多大的潜力。他打球时目光坚定，动作有力，显示出一种“挑战专业的勇气”。
这些业余爱好者的执迷也感染着冯尚伟，他说自己只是象征性地收费，与这些弟子更接近朋友关系。小时候过早从事专业训练，冯尚伟说自己对羽毛球的热爱过了10岁就消失了，而这些爱好者让他找回了对羽毛球的纯粹的喜爱。
羽毛球的民间勃兴模糊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，连赵剑华这样的“天王”级明星，也投身到业余羽毛球的教学与普及中。而曾经的业余球员郭晓宏，开球馆，收徒弟，所做的事业与赵剑华没什么区别。在许多地方，羽毛球正成为一道富有活力的城市景观。温州人有清晨到山坪上打露天羽毛球的传统。松台山是温州的九山之一，也是温州最有名的打羽毛球的山坪，天天都会有大批羽毛球爱好者在那里打球，据说连夏煊泽等世界冠军回家时也会到那里小试身手。
羽毛球与乒乓球在中国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，都是由华侨带动，都是战绩彪炳，都是广受欢迎，但是它们又有着耐人寻味的差异。由于历史原因，乒乓球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，并被奉为“国球”，乒乓名宿大多也荣升高位。与之对照，成绩并不逊色多少的羽毛球则永远是一个配角的地位，说它屈尊于光芒四射的乒乓球的阴影之下，似也并不为过。
即使在国家级运动队的层面，羽毛球队也比乒乓球队显得更人性化，更有生活情趣。国家队总教练李永波是个“潮人”，喜欢穿名牌服装，其麾下的羽毛球队也一直被看做一支很时尚的运动队。李永波的说法是：现在有很多年轻白领都在打羽毛球，像我们这种总是被人关注的教练和队员如果自身都穿得拖拖拉拉，对羽毛球的形象也不好。
乒乓球队曾为了限制球员恋爱而把部分非明星球员赶走，引起舆论质疑。羽毛球队的情况则截然相反，林丹与谢杏芳的爱情故事长期被媒体津津乐道。据说，因为这样的反差，某出身于乒乓球的主管领导还对羽毛球队的管理颇为不满。
记者们总是对羽毛球队的球员恋爱问题很关注，李永波说自己回答了不下10遍，而且至今态度不变——只要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，恋爱也好，结婚也好，我都不反对。12岁的时候，你说不能谈，但20多岁了，谈个恋爱也不让，这不公平。我们队员有的虽然谈恋爱了，但在一起训练效果也不错啊。
训练上，羽毛球队一直是男女集中，乒乓球队则尽量男女分开。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，也许在于羽毛球项目有男女混双而乒乓球没有（乒乓球只有世锦赛才有混双，奥运会没有。）但似乎不是答案的全部。
两种运动在民间受欢迎程度的变化，也很有意思。乒乓球一度是中国普及程度最高的运动项目，随便一块不大的场地，都可以支起球台。要进行正式的羽毛球比赛，需要更大的场地，更高的屋顶但乒乓球终究需要一张球台，不可能两人或四人空对空地切磋，大众化的羽毛球却可忽略场地的限制。换而言之，从事羽毛球比乒乓球具有更多的选择，既可以更高端，也可以更低端。
几年前，体育主管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民众健身方式的选择中，羽毛球仅次于慢跑，位居第二位，超过了篮球和“国球”乒乓。在《羽毛球》执行主编王渝燕看来，羽毛球正成为城市白领热衷的新兴健身活动，开球馆的郭晓宏的判断略有不同，他觉得北京的机关和国企才是最主要的羽毛球消费人口。不过在一件事情上，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——当前的羽毛球热潮，与“非典”有关。
在SARS肆虐的2003年春天，什么商品在北京竟卖得脱销了？你一定要想到口罩、板蓝根一类东西，谁知羽毛球器材居然也卖断了货。要增强体质，而且要进行户外运动，人们在SARS阴影下达成这样的共识，而羽毛球则成为市民的首选。
“非典”之后不久，郭晓宏看到了巨大商机，开始经营羽毛球馆，以他为核心的北京大盟羽毛球俱乐部也不断壮大，战绩骄人。在圈里绰号“老头儿”的郭晓宏渐渐成了北京乃至全国业余网球界的旗帜性人物。2008年底，YONEX看重了这位业余明星的影响力，与其合作开发了一家新的高标准“YONEX球馆”，开了为经营性球馆冠名的先河。
蛋糕慢慢的变大，分食者慢慢的变多。2009年，国产品牌李宁取代此前一枝独秀的YONEX，成为中国羽毛球队新的装备赞助商，他们的另一个大手笔是成为苏迪曼杯的冠名赞助商。毫无疑问，这家中国最具实力的体育用品生产商野心勃勃，意欲大举拓展羽毛球市场。他们进行了细致的市场调查与研究，并预期中国每年有数十亿的羽毛球市场份额。
除了商人们，官员们也日益看好羽毛球这张名片。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近年来争办国际大赛，不希望传统羽毛球之城广州专美。广州的羽毛球传统确实非其他城市可比。就连该市羽毛球协会的成立时间，都比中国羽毛球协会还早半年。建国之初，印尼羽协要到广州交流比赛，为便于工作对接，紧急成立了广州市羽协。
华侨的带动和经济的先发优势，让广州的羽毛球越来越热，有此基础，政府顺其自然地将其作为新的城市名片。该市“十一五”规划明白准确地提出“重点创建羽毛球、足球两个品牌项目”，政府还委托广州体育学院教授吕树庭成立课题组，历时一年多完成了《广州市羽毛球运动品牌化发展专项研究》，一个羽毛球博物馆也在筹建之中。
与其他城市不同，政府并不需为这张名片投入巨资。连续几年承办中国公开赛，政府只给150万的财政拨款，差不多80%的费用都要靠市场开发解决，这在国内其他城市是不可想象的。
在广州，每年不仅有“市长杯”业余羽毛球大赛，还有与广东电视台合办的业余挑战专业的电视擂台赛。在这座相对市民化的城市里，羽毛球事业的推动得以惠及更多的普通市民。
4月11日，星期六。位于天河羽毛球馆的广州市羽协办公室有着与工作日不同的热闹。羽协主席、前羽毛球名将关渭贞背着装备、穿着运动装出现了，准备参加每周一次的羽毛球活动，羽协的党组书记祁田夫刚刚打完一场，边擦汗边与关渭贞商量今天怎么打。
两人来到球馆，对打了一盘，又配对进行双打，显得精力充沛。60岁的广州市政协常务副主席郭锡龄坐在场边，大汗淋漓。他指点着说，那个是某银行的行长，那个是某大公司的老板，“刚刚出门那个，是佛山市委书记。”
在广州，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喜欢打打羽毛球，这个圈子也就成了越滚越大的雪球，羽毛球馆某一些程度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交场合。
即使不在官场，羽毛球也被视为一个合适的社交场合。郭晓宏说，他现在的朋友基本都是打球结识的朋友，这也会是一辈子的朋友。以球会友的好处是，彼此会淡化社会身份、地位差异，“你一个官员、老板打得不好，我照样可以批评你。”
郭锡龄为人随和而健谈，他说自己打羽毛球的时间超过了50年，因为出身干部家庭，早在第一批印尼归侨带动羽毛球事业发展之前，他就接触这项运动了。
作为热爱体育的领导干部，郭锡龄打过乒乓球、网球、高尔夫、保龄等各类项目，最终却“情定羽毛球”。对于这项运动的特有魅力，郭锡龄的见解很有代表性，“运动量大，又不直接对抗，门槛又低，适合作为健身选择。”郭锡龄聊起羽毛球来兴致颇高，并抛出很特别的观点，“乒乓球回合少，又总要弯腰捡球；网球很多时间都用在捡球上了，还要跑出很远；而羽毛球回合球多，有乐趣，而且球不会飞出老远，捡球时用拍子一挑，腰都不用弯。”在郭锡龄看来，羽毛球飞行时间长，为参与者留下更多的斗智余地。在这点上，郭晓宏深有同感。郭晓宏身材瘦高，戴一副眼镜，略有些谢顶，并不具备优秀球员的气质，他自己也不觉得自身有运动天赋。他在球场上的最大优点是变化莫测的假动作，“基本上没有一个动作不带有欺骗性”，他说自己很享受这种羽毛球特有的“骗人的乐趣”，智谋与技巧上的优越感。
5月的一个傍晚，坐在尤尼克斯羽毛球馆的大堂里，郭晓宏指引我观察球友们的神情，“你看，每个打球的人进来都是雄赳赳的，有几个人早晨上班时能有这样的状态？”
羽毛球在中国何尝不是一副雄赳赳的状态？一个曾被供奉在殿堂之上的运动项目，如今如此广泛地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与生活质量，善莫大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