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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村干部记得，2015年后，拆迁补偿政策从房屋产权置换变成了货币补偿，并按既有房屋面积计算补偿款。自此，房屋抢建的情况越来越多。
10月11日上午10时许，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古龙村内，老旧空荡的小巷中传来一声建筑物瓦解坠落的巨响，一栋开工不足一周、即将盖瓦封顶的四层民房轰然垮塌。
据新洲区政府发布的通报，垮塌事故发生在一处农民自建私房工地。11月2日，双柳街道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，事故最终造成2人死亡、10人受伤，目前已有部分伤者出院。
在古龙村，类似自建房不在少数。它们大多是平地拔起的二三层小楼，没有构造柱、圈梁等增强房屋稳定性的结构，墙壁用石灰或水泥草草糊盖。从在外的预制板隔层、地面生出的野草、窗户上遮盖的藤蔓来看，一些房屋废弃已久。但不少房子的铝合金窗上保护膜仍未撕去，内墙没有粉刷，又像从未有人入住的新房。
10月19日，双柳街道汪林村的一处垮塌房屋。从房屋内部情况去看，可能是抢建房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新京报记者在新洲调查发现，十多年前，包括古龙村在内的多个村落被划入古龙产业园规划范围，当地政府随即禁止加盖新房。2015年后，拆迁补偿政策从房屋产权置换变为货币补偿，并按既有房屋面积计算，为了获得更多补偿款，各村纷纷抢建房屋。
然而，被人为缩短的工期、粗糙的构造、简陋的用材等，都为这些抢建房埋下安全隐患。
11月2日，双柳街道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，武汉市、新洲区政府已对此次事故成立调查专班，事故原因应该会在近期公布。双柳街道控违查违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，事故发生后，新洲区政府暂停了双柳当地所有民房建造工程。
10月15日，古龙村垮塌房屋的工地已被清洗整理干净，红灰交杂的砖块、露出钢筋的混凝土柱、断裂的预制板等堆积在四周。一顶红色的塑料安全帽掉在工地西侧的建筑废料上，帽子被砸得变了形，头顶有一条近20厘米长的口子。
垮塌房屋工地西侧，建筑废料上落着一顶开裂的红色安全帽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距事发地数百米的一栋四层小楼里，住着刘二秀一家13口人，垮塌房屋为其大女儿所有。刘二秀说，塌房那块地上本有一间旧平房，是自家亲戚的；几年前，大女儿花几万元买下了旧平房，打算拆掉后盖新房，自家居住。
在刘二秀的叙述中，涉事房屋计划修建两层，事发前，房屋已断断续续建了两三周。
然而，全程参与垮塌住宅建造的工人李勇却认为，这房子不是自住，而是抢建的。据他了解，2019年时房子就已浇下地基，但线米，四开间，计划为四层，砖混结构。
参与建房的工人叶建平证实了李勇的说法，他说四层中一层高2.5米，二层、三层高2.2米，四层高1.6米。“这里的自住房通常一层高3.6米，往上每层高3米。所以从层高来看，这是抢建房。”李勇说。
在建房工人顾有军看来，抢建房基本不住人，“不用盖得那么好”。而且当地原则上不准建房，如果有人举报或碰上有关部门检查，房主都要打点关系，“所以抢建房都要抢工期”。
据一名当地建房工人透露，以占地100平方米、高三层的楼房计算，正常工期要一两个月，但抢建房只要7天到10天。如果不出意外，10月11日本是刘二秀家新房封顶的日子——虽然只开工7天，这栋四层小楼的整体的结构已近完成，盖上屋顶再粉刷一遍就可完工。
但那天上午10点多，顾有军在工地旁和砂浆时，突然听到一声异响，整栋房子塌了下来。他蹿进几米外的竹林躲避，垮塌结束才返回工地，发现垮下来的混凝土柱、预制板、砖块压住了一些在楼内施工的工友，“头上、身上都是血。”
房屋垮塌时，叶建平正在四层砌墙，摔下来的瞬间大脑一片空白。“反应过来我已经在地上了，感觉没有生命危险，还好高兴的。”从废墟里爬出来时，他心慌、腿软、瘫到了地上，送医检查后发现腰部及肋骨骨折，至今无法下床。
11月2日，双柳街道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，所有伤者已无生命危险，已有部分伤者出院，有关部门正在处理死伤者的善后事宜。
双柳街道包工头刘元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因为抢建房结构问题，双柳此前发生过一些工人受伤的“小事情”，通常由包工头和房主共同赔偿，没有闹大。
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，近年来各地都有抢建房事故发生，武汉也并不鲜见。比如据中国网消息，2008年7月，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街道一处抢建民房封顶时突然垮塌，造成9人死亡、12人受伤；据楚天都市报报道，2006年、2007年、2010年，武汉多地发生抢建房墙体或整体垮塌事故，均造成多名工人不同程度受伤。
10月6日第一天进入古龙村垮塌房屋工地时，建房工人李勇就注意到，房子一层墙体使用的是灰砖，而不像大多数房屋一样，在一层墙体使用红砖。
在双柳街道有着几十年建房经验的黄兵告诉新京报记者，灰砖以石灰和砂为主料，红砖用黏土烧制，所以承压性比灰砖好，价格也更贵。李勇也称，即便是抢建房，一层一般也不会使用灰砖。但建造垮塌房屋时，灰砖先于红砖运到现场，“要节约时间，不可能把它拖出来再搞红砖做。”
更让建房工人们担心的是，包工头陈某让李勇和建房工人在一层外墙浇筑了10根构造柱，室内墙体中的构造柱被舍去了；且构造柱和圈梁也只建在了一层，二层、三层都没有。
“（自住房和抢建房）的主要区别就是有没有构造柱和圈梁，有肯定结实一点。”黄兵说。
在砖混结构房屋中，构造柱立在四周外墙和部分室内墙体中，圈梁水平砌在每层墙体顶部，两者交叉相接用以保证墙体稳定。“但很多抢建房，包工头为了省时间、省钱，会少用甚至不用构造柱和圈梁。”李勇解释，是因为制作构造柱和圈梁要先作模具、再向模具内浇筑混凝土，“一天打模，一天倒混头（混凝土），每做一层要多花两天。”
另外，包工头陈某让工人们在垮塌房屋的二层、三层各打了一堵隔断墙，一层对应位置却没打。很明显，这会增加一层建筑材料的负重。
鉴于上述原因，李勇曾向陈某建议，将垮塌房屋的四层结构改为三层，以减轻下层建筑的压力，但没被采纳。“（垮塌房屋）是包工包料，多盖一层楼，他就多挣一层楼的钱。”
此外，垮塌房屋的门洞宽度设置得过大，承压性有几率存在问题。李勇说自己为此多次向陈某建议，希望为门框打木支撑，但陈某不予理会，“他说出了事我负责。”
古龙村庙西湾，一处疑似抢建房（右）与村民自住房（左）挨得很近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李勇就碰到过这样的事。10月5日，他被陈某派往阳逻街道，抢建另一处民房。由于连日降雨，工地上的砖又湿又重，一面刚刚砌起的山墙倒塌，一名工友受了轻伤。
10月7日，李勇又在陈某的吩咐下前往双柳街道汪林村的一处抢建工地。或许因为砖没砌齐，一面隔断墙突然倾倒，幸好没有工人受伤。
垮塌房屋所在的古龙村，位于武汉市新洲区南端的双柳街道，面积2.3平方公里，下设7个自然湾，人口近3000人。这里房屋密集，村道狭窄，水塘密布，10月中旬，几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结出了橙黄的橘子、柿子。
不过，多数村民外出务工，至今仍在村里生活的人口不多。许多祖屋闲置已久，积满灰尘。只有少数老人留守村里，以种菜为生。
10月19日，双柳街道的居民在地里劳作，不远处施工车辆往来喧嚣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垮塌房屋在古龙村东侧的孙沈邓湾。新京报记者在湾内走访发现，附近有不少疑似抢建房。比如垮塌房屋东侧的二层小楼，楼高四五米，楼梯、楼板只有薄薄一层预制板，水泥墙面已经泛黄；小楼一层的地面上散落着碎砖，野草蔓生，遮住了一整面窗户。
垮塌房屋东南方向还有两栋二层、三层的疑似抢建楼，空空荡荡，无人居住。住在旁边的村民说，两栋房子建于三四年前，建造时间都不超过10天。
10月15日，垮塌房屋东侧的一处疑似抢建房内长出野草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公开资料显示，2008年，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“武汉新港”，并将古龙产业园列为新港的重要港区，包括古龙村在内的14个双柳街道（原双柳镇）下辖行政村随后被划入古龙产业园规划范围。
据多名双柳街道下辖行政村村干部回忆，2011年前后，随着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入驻古龙产业园，所涉村湾的拆迁工作拉开序幕，从街道南部的汪铺村逐步东延。据新洲区政府2014年通过的《新洲区农村村民个人建设住宅管理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，古龙产业园范围内的村民不得新建住宅，除非房屋确属危旧。
在包工头刘元的印象里，双柳当地村民为获取更多拆迁补偿，从2010年前后就有人抢建房屋，但这样的一种情况不多。双柳街道矮林村的一名村干部记得，2015年后，拆迁补偿政策从房屋产权置换变成了货币补偿，并按既有房屋面积计算补偿款，“这是个时间节点”。
刘元记得，大概从2015年起，村民为了多拿补偿款而抢建住房的情况慢慢的变多，“遍地开花，各村都有”。出事前，抢建房几乎占到了他业务量的80%。没有宅基地的人家，会在房前屋后的空地搭盖抢建房，有人连耕地都不放过；抢建房的形式也从平房逐步升级到楼房。
2019年，古龙村洲上湾因建设自来水厂拆迁。刘元回忆，拆迁前的洲上湾几乎家家抢建，“一个湾变成了两个湾”。
杨林村淌里湾与洲上湾相距不过一里地。淌里湾一名村民记得，洲上湾拆迁时，房屋补偿价格约为每平方米3800元。以一栋抢建房占地100平方米、高三层计算，房屋补偿金为114万元。“包工包料的抢建房，（每平方米）500块能给你做起来，再扣去打点关系的成本，（房主）能赚七八十万。”
据新洲区政府官网，为了遏制抢建，2015年初，双柳街道就与包括古龙村在内的43个村、社区和有关部门签订了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责任书，村支书为查违控违工作第一责任人，每天要向街道控违查违办公室（下称“控违办”）上报工作情况。
汪林村的一名村干部也说，街道控违办和城管人员每天都要到村里巡查；对于村里的抢建现象，村干部也要“第一时间发现，第一时间制止，第一时间劝阻，第一时间上报，第一时间拆除”。
在双柳街道，几乎所有承揽抢建房业务的包工头都是做普通自住房出身，刘元就是如此。大约从10年前古龙产业园开发起，他就开始承接抢建房。
建房工人黄兵说，每个包工头做抢建房和自住房的比例各异。“（他们的态度是）你找我我就做，你不找我就不做。”
在房屋抢建过程中，包工头是最为核心的人员。需要建房的村民会直接与他们联系，具体干活的工人也由他们召集。
多名当地建房工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，包工头多为本地人，不需资质证明，只需购置吊机、脚手架、砂浆搅拌机、混凝土振动器、斗车等工具设备就能开工，“也就几万块钱”。
但要想揽到生意，包工头须为经验比较丰富的建房师傅。“干得时间长，手艺比较好，别人得相信你。”顾有军说，正是因此，包工头在房屋建筑结构、人员调配等方面拥有绝对掌控权；如果工程承揽方式为包工包料，那么房屋使用哪一些材料，也由包工头说了算。
此次垮塌房屋的包工头陈某，来自四五公里外的阳逻街道七湖村。陈某老家的一名邻居告诉新京报记者，陈某今年44岁，年轻时学过泥瓦匠，大约10年前做起了包工头，近年来很少回老家。
在李勇的印象中，陈某生意不错，在工地待不了多久就会接起电话骑车离去，陈某的姐姐、姐夫也在其手下做建房工人。靠着做包工头的收益，陈某在阳逻街道、双柳街道买了房子，平时多住在双柳。
据李勇了解，如果在双柳承接普通自住房，包工不包料的工程大约耗时一两个月，包工头的利润空间在两万元左右。但如果抢建面积一百平方米左右、高度两米多的平房，最快一晚就能盖好，包工头可以净赚一万多元；如果抢建的是楼房，耗时虽然略长，利润空间也更大。以楼高四层、每层四开间计算，包工包料的话，“包工头保底能挣十来万。”
顾有军是和陈某合作较多的建房工人之一。他说每个包工头都有相对熟悉的师傅和小工，但承接抢建房业务后，这一相对固定的班子就显得人手不足。李勇回忆，10月5日在被调往垮塌房屋工地的前一天，他才被陈某临时叫到阳逻街道毛集村的一个工地抢建。那是一个1400多平方米、14开间的平房，建房时只花了一天，现场最多时有90名建房工人同时施工。
垮塌房屋东侧有一处疑似抢建房，房屋二层内部非常简陋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在双柳街道，像李勇这样受雇于多个包工头、到处打散工的建房工人被称作“兔子队”，经常在学林路的一处十字路口等待工作机会。10月17日清晨6点半，这处十字路口已聚集了十几名骑着摩托车、电动车赶来的建房工人，他们多来自附近村湾，随身带着铲子、刮泥刀等工具。
多名建房工人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他们并不抗拒抢建房，“只要有活干、有钱赚就行”。
李勇说，当地有盖房手艺的师傅日工资260元、小工200元，每天工作约10小时；但如果是晚上的抢建活，师傅的“加班费”每小时60元、小工50元。凭着抢建房的活计，作为建房师傅的李勇去年收入十多万，“小工一年也能挣七万”。
工人们清楚抢建违规，也有几率存在安全风险隐患，但在这起事故之前，从没听说过后果相当的死伤事故。李勇说，不论建自住房还是抢建房，工友们顶多就戴个安全帽，购置保险的少之又少。“（只能）自己注意啊，看到墙倒我就跑。”黄兵回答。
不少建房工人表示，房屋垮塌事故发生后，当地不论自住房还是抢建房都被叫停。然而，李勇仍然抱着一丝希望——10月19日一早，事故发生8天后，李勇仍然骑着摩托，戴着他那顶泥渍斑斑的安全帽来街上等工。
11月2日，双柳街道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，武汉市、新洲区政府已针对此事成立调查专班，街道也有配合，事故原因应该会在近期公布。双柳街道控违办工作人员称，事故发生后，新洲区政府暂停了双柳当地所有民房建造工程，“（何时恢复）要等区政府出台政策”。
对于垮塌房子是不是为抢建工程，双柳街道党政办公室与双柳街道控违办的回应不一。前者表示，是否抢建有待调查报告认定；但记者向后者询问事发前当地是不是真的存在抢建情况时，工作人员表示“没有”，之后挂断了电话。